摘要：回归警察权之宪法构造，是问题诊断和药方开具的规范依据，也是检验既有方案合宪性与可行性的元点标准。 ...
[39] 参见刘方权：《两面一体：公安行政权与侦查权关系研究》，《法学论坛》2008 年第 4 期。
在理论上对于权威最为著名的分类是马克斯·韦伯的权威三分法，他认为权威具有三种纯粹类型，即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卡里斯玛型权威。[41]《中小企业促进法》第15条。
因为，权力的行使天然要求具有正当性，不然其中所蕴含的强制因素就无法区别于强盗所使用的暴力，而权威是权力这种正当性的来源。[19]父亲的权威即指父亲对孩子的权威，类似的还有老人对年轻人的权威以及逝者的权威。法律责任不具有连带性而政治责任具有。[23] 但是，宪法赋予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职能仅仅使得规范性文件相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具有约束效果，并不一定能够约束法院。差别对待的原因在于不同规范效力的不同，而此效力即是本文所谓理论权威性所产生的效力。
陈舜文、陈丽云诉南华大学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衡中法行终字第77号行政判决书。职权性规范的特点在于它仅仅设定了需要被完成的工作，以及概括性的目的，但对行政机关具体实施的方式、范围、目标则没有进行说明，如上部分所述的我国《水法》48条的规定即是典型的职权性规定，且相似的规定不胜枚举。因此，尊严包括人格尊严在内，究竟在法学上如何来确定其内涵和外延，仍然是一个亟须研究的课题。
[15]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对这类主体加以特别的保障与强调实属必要。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4]［英］理查德·威尔金森、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鉴于人的尊严已经成为一种宪法共识，国内许多宪法学者就《宪法》第38条与人的尊严的衔接也提出了解决方案。[23]参见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26页。
人格尊严是人的尊严的重要表现，但是维护人的尊严并不限于维护人格尊严，国家对于特定弱势群体所负的社会保障义务就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19]相对来说，概念的稳定又是形成共识的基础，而人的尊严一词最为妥帖地表达了这一概念所要传达的内涵：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这是不可让渡的，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三）尊严的内涵不明，容易使尊严的保护条款成为具文 尊严是一种直觉观念，绝对不是完全明确的，[17]这从我国现行法律中与尊严相并列的相关法律范畴即可见出端倪。当然，法律的尊严、国旗的尊严、国徽的尊严等都可以视为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本文的内容也不涉及对该类尊严问题的论述，而着重于讨论我国现行法对人的尊严如何加以规定，这种规定与人的尊严的一般原理是否相契合，以及从立法技术上如何使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相合拍，以期为完善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人的尊严的规定提供理论支撑。
正如美国判例中所指出的那样，政府若要合宪地管控或防止某行为，则它不可以为此目的使用牵连过广的、且可能因此侵入法律所保护的自由领域的措施。《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的指导思想是让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生活得更加殷实、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条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从当代中国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来说，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的规定首次出现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之中。
同样，一个有尊严的人应当能够自由支配其身体、形成其思想，如果人无法自由行动或者其思想受到来自国家的控制，那么从尊严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对一个拥有理性能力者的冒犯。（2）在总纲中对人的尊严加以确认。
在这里，针对的对象是死者，而尊严则限缩为身体（尸体）的完整性。[20]［美］托马斯·博格：《阐明尊严：发展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正义观念》，李石译，载俞可平主编：《幸福与尊严：一种关于未来的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24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物证或者现场进行勘验。通过检索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央法规司法解释类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其中有824部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尊严问题，当然，其中不少涉及如国家的尊严、法制的尊严等与人的尊严无关的内容，而有关人的尊严方面则又大多以人格尊严作为基调。三是因为职业而产生的特殊尊严需求，如执业医师、现役军人等。[31]［英］詹姆斯·格里芬：《论人权》，徐向东、刘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应当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除用于移植的器官以外，应当恢复尸体原貌。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权，如名誉权、肖像权、名称权等，还包括一般人格权即直接由宪法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
[32]（4）私域控制权，即控制、支配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的权利，包括住宅权、隐私权、个人资讯控制权等。[31]人的独特性奠定了其作为行为主体的地位，法律上人身自由、思想自由的规定正是为了实现人的尊严所必需的制度安排。
固然，一个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并不以宪法的明文规定为限，特别是对于不成文宪法的国家来讲尤其如此，但是，在人的尊严已经成为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核的情况下，[9]宪法中确立人的尊严自然也就成为宪法立法例上的首选。《民法通则》第101条提到的侮辱、诽谤等方式，与宪法重在保护公民的名誉、荣誉的做法有相似之处。
[18]一个以保障人的尊严、基本人权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正因如此，有学者提议：我国宪法在对人的价值、对人的尊严的认识上有待提高，从‘人格的尊严上升到‘人的尊严。
所以，可在《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与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间增加一款，人的尊严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实际上，若要努力确保弱势族群在经济与社会权利上的享有，就必须尊重他们的完整性与尊严，并且将重点置于帮助他们确认与利用自己的解决方式来排除问题。当然，这一条款的出台与文化大革命中屡屡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密切相关，正如参与1982年《宪法》制定的肖蔚云先生谈到的那样，第三十八条中所谓侮辱、诽谤，是指‘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乱批判人、斗争人、戴高帽子、持牌子、游街、乱戴政治帽子、用大字报侮辱和诽谤等非法行为。对于社会上一般主体人格尊严的保护，体现了法律将人的人格尊严置于权利保护的核心地位，有利于凸显作为法律主体所具有的高贵与庄严。
此后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在序言中言及其制定目的时，提到增进社会福利，拥护人道尊严。我们将表明，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最大影响的因素是不平等程度，而不是家庭、宗教、价值观、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
2．从规范的性质而言，有作为权利的人格尊严与作为原则的人格尊严之分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直接将人格尊严作为一项法律上的权利加以明文规定。这是新中国宪法史乃至立法史上首次对人格尊严问题作出的明文规定，也可以视为对人的尊严问题进行规定的初步尝试。
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1月29日印发的《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明确提到：对于侵害公民人格权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的精神，可判令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13）导游人员，如《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10条。
简言之，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对主权在民的规定，那么，保障人的尊严的实现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宗旨就是主权为民的制度规定。（2）消费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德国学者艾伯特·布莱克曼认为，人性尊严与自治同义：人性尊严之要件，系每个人得在其行为与决定上有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享有同等自由。该宪法第二章为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义务，这部分的起始一条（第21条）即规定：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都享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
[26]《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张琰译，载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12）乡村医生，如《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23条。
[21]《剑桥哲学辞典》尊严辞条中写道：尊严，通常归属给人的一种道德价值或道德地位。因此，需要确立人的尊严作为法律的基本范畴，在宪法中直接规定人的尊严的内容，同时明确人的尊严所直接涵摄的权能范畴，加大对弱者保护的力度，促成最不利者尊严的实现。
又如《精神卫生法》第26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3条等。不仅如此，许多学者也直接将尊严或人格尊严作为一项权利来对待。
